“我早知道”、“我早说过”……这是人固有的一种预言幻觉，因为在这个概率世界中，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要做基于预测的选择，所以，只要是看到、听到某事，我们基本都会下意识地对其预测，这是一种本能，这种预测往往是最少正反可能性都会想到的。那么，当事情确定后，我们总会回想起自己曾做过的预测，因为有着事实的对照，那与结果相符的预测会显得格外清晰，这也会让我们误认为自己有先见之明。

——坤鹏论

这两天看到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坤鹏论觉得挺值得分享：

多年以来，澳洲的护士小姐布朗尼·韦尔陪伴过许多位临终者，聆听他们的讲述，和他们说话。

她指出，最让临终者感到懊悔且希望可以重新选择的五件事分别是：

希望可以过自己的人生；

不要那么投入工作；

可以表露自己的感受；

维持友谊；

追求更多幸福。

……近年来，科学对我们的幸福有过诸多探询……幸福研究认为，我们的幸福有一半是基因决定的，拥有正确基因的人，幸福之路就已经走了一半。

另外一半则主要由外在环境决定，包括生活条件、良好的机遇及偶然事件。只有很小一部分的幸福是由我们自己掌握的。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真的是自身幸福的打造者。

不得不承认，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概率世界里，被概率法则支配着。

一、前情回顾

在《读<泰阿泰德篇> 探究知识是什么（二十四）》中，坤鹏论主要分享以下内容：

验证它是真胎还是风卵（六）

在这部分中，苏格拉底站在普罗泰戈拉的角度指出，感觉都是真的，感觉没有真假之分，只有好坏的区别。

因为，“觉得”＝“是”，“感觉不到”＝“不是”，而思考“不是”的事物是不可能的，思考只能是关于“是”的东西，思考任何事物都是在对思考者所经历的事物进行思考，而一切感觉、经验都是真实的。

所以，也就不能通过感觉来评判一个人智慧与否，不能说生病的人的感觉是假的，健康的人的感觉就是真的。

既然感觉都是真的，只是好坏不同，而感觉的好坏是由于人们所处的状态不同造成的，比如：生病的人的状态就比健康的人的状态差，那么，需要做的就是让人们从一个较坏的状态向另一个较好的状态改变，医生就是改变别人状态的人。

同理，教育如医术，也是改变人们状态的，不同的是，教育改变的是人的灵魂状态、人的习气，用的不是药物而是言辞。

苏格拉底指出，普罗泰戈拉一定还会强调，教育并不是一个人使另一个人改变对某事观点的过程，这个改变过程就是，另一个人从认为某事为假到认为某事为真。

因为人们只能对感觉到的东西进行思考，不可能思考感觉不到的东西，既然都是感觉到的，那么必定都是亲自经历的，自然也都是真实的。

所以，人与人对事物的认知就没有真假之别，而只是好与坏的不同，也就不可能存在什么从认为假到认为真的过程，只是坏到好或好到坏的过程。

而认知的好坏对应的是人灵魂的状态，如果灵魂的状态不良，相应的认知也是坏的，如果灵魂的状态良好，相应的认知就会更好。

因此，在普罗泰戈拉看来，教育的正确定义是：用言辞改变人们灵魂的状态、改变人们的习气，从而使人们的认知更好，更具德性。

二、验证它是真胎还是风卵（七）

“苏格拉底，我当然不会把有智慧的人叫作青蛙；如果其智有关人的身体，我称他们为‘医生’，如果他们必须与庄稼打交道，我称他们为‘农夫’。”

换言之，普罗泰戈拉将凡是能够改变包括人在内的事物的状态的人，都称之为有智慧的人。

“我肯定，庄稼有病、萎靡不振时，农夫会设法用优美健实之姿来替代其原有的丑劣虚弱之态。”

这里再次用农夫的例子说明，有智慧的人能做到的是，且只能是，改变事物的状态，使事物从差的状态转变为好的状态。

“同样，品高智优的演说家会为城邦社会树立正确观感，使好事物代替坏事物，使得好的东西而不是坏的东西对城邦显得是正当的。”

“我主张，凡是对各个城邦‘显得’正当和可贵的东西，只要城邦还认可这些东西，那么它们对城邦就‘是’正当和可贵的。”

“不过，有智慧的人使得好的东西而不是坏的东西对他们‘是’并且‘显得’正当而且可贵。”

严群的译文是：“凡对一国似为正当完善者，一旦此国信以为然，于彼亦即诚然；智者每遇于国不良的事物，便以良者易之，使其似为而且实是良者。”

似乎还是有些不太明白吧，让我们再看看王晓朝的译文：“那些聪明而又诚实的演说家会用健全的观点替换社团中虽然正确但不健全的观点。我认为，针对具体国家而实施的似乎正确的行为，只要是为了这个国家，只要所采取的行动还能掌握国家，都是值得赞扬的。任何具体事例中，仅当这些行动在聪明人看来是不健全的时候，他们才会用其他显得比较健全的行动来替代原来的行动。”

“按同样的原则，智者是智慧的，应该在教育结束时得到一大笔学费，因为他能以同样的方式指导他的学生按着他们应当走的道路前进。”

以上这段表述可以看出来，当时智者与政治牵扯很多。

智者派，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代，是政治舞台中很重要的一群人，他们主要是一些务实的人，尤其善于修辞、写作和公开辩论，这些技能使他们成了唯一有能力满足雅典社会中一种特殊社会需要的人。

什么特殊社会需要呢？

那时候，旧有的贵族政体被民主制取代了，由于自由民可以参与政治讨论并担任领导职务，人们的政治生活得到了强化。

但是，旧有的贵族教育体系主要建基于家庭传统，无法使人们适应民主社会生活中的新情况。

特别是在宗教、修辞领域以及对诗歌的细致解释方面，尚无规范的理论训练。

智者们进入这一文化真空，他们在教育上的实践兴趣满足了这个迫切的需要。

他们成为了广受欢迎的讲师，是新式教育的主要提供者，使他们特别受人追捧的首先是他们自称能教授修辞术，即令人信服地演说。

在民主的雅典，说服力对任何一个想要爬到领导层的人来说都是政治上的必需，智者派刚好拥有满足这一需要的技能。

最后，普罗泰戈拉总结道：“按这种方式来理解，有些人比别的人更有智慧，没有人会错误地思想，每个人的想法都是对的，无论你是否喜欢我的学说，你都必须忍受它，以它为标准，凭着这些思考，我的学说得以保全，得救了，不会翻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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