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界之所以精彩，之所以有如今的成就，很大程度在于人经常不按逻辑出牌、行事，那么，以逻辑为本质的人工智能一旦被广泛运用，特别是用于对人类行为的管理，人类与机器很大概率会对立起来。
——坤鹏论
一、前情回顾
在《读<理想国>领悟西方哲学的源泉（138）》中，坤鹏论主要分享了僭主政体产生的过程：
第一，奴役并支配着民主政体的弊端是：极端的自由
极端的自由导致城邦中既奢侈浪费又四体不勤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就像蜂巢中的雄蜂，活着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不必要的欲望，他们是社会纯粹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还没有任何财产，属于无产又无业的穷人，其中较强的是带刺的雄蜂，领导着较弱的不带刺的雄蜂。
苏格拉底认为，城邦中只要有这两种人出现，必然会导致混乱，若不加以制止铲除，而是任其滋生，城邦的崩溃指日可待，民主政体沦为僭主政体就是大势所趋。
第二，民主城邦的三种人
1.民主式的人：带刺的雄蜂
这类人在寡头制城邦中既无权力，较少锻炼，力量较弱。
但是，到了民主制城邦，他们几乎都是掌权统治者，几乎掌握着所有一切。
而其他所谓的参政者，不过只是在会场中喧哗、吵闹、抢话、耍弄嘴皮子的人。
坤鹏论提醒大家注意，在苏格拉底的表述中，领导穷人闹革命的带刺的雄蜂主要是那些破落的世家子弟：
“一方面丝毫不能自制，一方面又崇拜金钱，铺张浪费，寡头社会里这种鼓励懒散和放荡的结果，往往不断地把一些世家子弟变成为无产的贫民。”
“他们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失去了公民资格，有的两者兼有，他们武装了，像有刺的雄蜂，同吞并了他们产业的以及其他的富而贵者住在一个城里，互相仇恨，互相妒忌，他们急切地希望革命。”
所以，民主式的人并非指所有穷人，而主要是那些带刺的雄蜂中曾经的世家子弟们。
2.寡头式的人：富人
这类人靠着最有秩序最为节俭的天性成为最大的富翁。
在民主城邦中，他们与民主式的人（雄蜂）合作，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财富蜜汁，是躲在幕后供养雄蜂的人。
谁给我面包，我为谁歌唱，有奶便是娘，这就是人性，根深蒂固的人性。
所以，显而易见，民主城邦的政治必然是偏向民主式的人和寡头式的人。
而现今所谓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质也是如此：统治者不过是被资本操纵于政治舞台上的演员、代言，他们口口声声一切为了民众，实际上，国家的决策往往以富人利益至上。
3.僭主式的人：平民
平民的财产主要依靠自食其力，没什么钱。
他们不参加政治活动，一是，因为他们空无一物，没有榨取的价值，所以民主式的人不爱带他们玩；二是，他们和民主式的人、寡头式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真让他们掺和进来，会影响到人家的利益；三是，他们基本是被利益驱使的，民主政体下，政治活动的利益是倾向于雄蜂的、富人的，平民即使参政也获得不了利益。
不过，平民占据了城邦最大多数的人口，是城邦的主要组成部分，只要聚集起来，他们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第三，僭主和僭主政体的诞生
平民是无利不起早的，平民是贪小利的。
所以，让他们聚集的最佳手段就是让他们也能从斗争中分享到利益，哪怕只是些残羹冷炙。
于是，平民的领袖人物带领平民从富人那里掠夺财物，自己留大头，小头分给平民。
富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则采取其他措施捍卫自身的利益。
他们以平民伤害自身为理由希望得到保护，即便被人诬陷也只好认同自己是寡头支持者（实则不是）。
于是，城邦内部就有了对立的派系，这便给了平民和富人间发生斗争的理由。
接着，两派开始内斗，互相检举，告上法庭，互相审判。
人类社会中，只要是两个群体的斗争，必然都要有一个人来带头，做群体的保护人，反过来，群体也要培植和提高这个带头人的威望。
这个带头人、保护人就是僭主的前身，僭主政治在此基础上产生，从“保护”这个根上产生。
第四，为什么保护人却变成了僭主？
苏格拉底通过阿卡狄亚宙斯神庙的故事指出，如果一个人对他人残酷狂妄，就不再是人，而是豺狼了。
领导一个派别反对富人的领袖、保护人往往会为了一己私利，利用轻信他的人民群众之手铲除异己，比如：诬陷他人、残害别人、取消所有人的债务、分人土地等。
这种人不会被富人所容许，因此平民领袖的下场不是被敌人所杀，就是变成豺狼一般的僭主，或者是被流放后又返回城邦，成为一个真正的僭主。
变成僭主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为了防止自己被暗杀，所有僭主会要求建立一支属于他的武装力量来保卫自己，人民自然不会多想，肯定会同意。
于是，在武力加持之下，所有不妥协的政敌和富人都将被他打倒，他将攫取城邦的最高权力，从一个保护人变成了地道十足的僭主。
二、什么是僭（jiàn）主？
1.僭主的定义
坤鹏论以前曾简要讲过僭主，不过，写到这里的时候，深刻地感到应该再对其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因为这样对于理解这部分的内容大有裨益。
就目前的含义来说，僭主，通常对应我们所说的暴君，典型的贬义词，属于政治学的术语。
现代英语的暴君（tyrant）一词，指不受法律约束的绝对统治者，或篡夺合法统治者主权的人——篡权者。
而暴君这个词通常形容那些残忍的，可能通过采取镇压手段来捍卫自己的立场的君主。
再追根溯源，英语的暴君（tyrant）一词则是由僭主（tyrannos）演变而来。
其实，在古希腊早期，僭主是个中性词，辞源为君主或城邦的统治者，其义指：不通过世袭、传统或是合法民主选举程序，凭借个人的声望与影响力，获得权力，来统治城邦的统治者。
不过，在实际中，古希腊的某些僭主也是通过公开辩论和选举而获得统治权的，所以，很多政权形式一开始并非为僭主设计，但却很容易转变为僭主，因为制度设计没有能力阻止僭主的转变。
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僭主在军队的支持下兴起，特别是在西西岛，也正是这个时期，柏拉图将僭主确定为一个贬义的、否定的词汇，认为是一种最容易形成独裁统治的政体，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对僭主提出过相当严厉的批评。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僭主的定义是：“一个不受最高法约束的统治者，以获取自己的权势和利益为第一目标，而不是为民众争取利益，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势，他会利用极端、残酷和狡诈的策略来对付国内的人民，以及他所有的敌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僭主制是一种君主制。
由于哲学对政治的决定性影响，自此之后，僭主的否定内涵越来越多，后来，这个词译成拉丁语时后就就变成了不合法的统治者（tyrannus）。
后世哲学则通过僭主的相关特征来界定僭主，比如：
“君主被称为暴君，除了他的任性，还因为他不懂法律。”
“法律在哪里结束，暴政就在哪里开始。”
汉语中“僭”的意思是超越本分的窃取，僭主本意也即是指篡权者，在汉语中它多用来特指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统治者。
在古希腊中，僭主最初出现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邦，比如：科林斯、阿尔戈斯、雅典等。
而且，希腊的僭主大多与工商业集团密切联系，他们当权后往往会大力发展工商业，提高商人和国内手工业者的地位。
古希腊第一位僭主是阿尔戈斯的斐冬。
2.古希腊最著名的僭主——庇西特拉图
古希腊最著名的僭主则是雅典的庇西特拉图。
下面坤鹏论就来讲讲这位庇西特拉图，从中我们可以对照着苏格拉底的讲述，更深入地了解僭主政体和僭主这样的人。
公元前565年左右，庇西特拉图开始组织自己的政治集团，取名山地派，其参选口号是：他代表着底层民众的利益。
就这样，当时的雅典政坛便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一个集团是海岸派，由港口的商人领导；
一个集团是平原派，由富有的地主领导；
山地派则由小农和城镇农工组成，为土地的再分配而斗争。
庇西特拉图先后两次当上雅典城邦的统治者，又两次被放逐，之后便大权独揽，一直到他公元前527年去世。
而他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在没有成为雅典统治者，还是平民领袖的时候，曾在一个民众大会上，展示了一处伤口，说这是人民的仇敌企图加害于他，所以要求拥有随身护卫。
结果民众大会允许他拥有50人组成的护卫，但他直接召集了400人成为其护卫，然后直接发动政变，打了另外两派一个措手不及，一举占领了雅典卫城，宣布独裁。
这是庇西特拉图第一次担当雅典统治者。
但是，因为实力不足，对手强大，公元前556年，他被海岸派和平原派共同驱逐出了雅典。
公元前550年，庇西特拉图与海岸派秘密谋和，用了一个被希罗多德称为“全人类历史上最愚蠢的方案”重返雅典：
他们找来一位高大而美丽的女人，将其扮作女神雅典娜的模样，傲然站在一辆战车上载着庇西特拉图并引导其军队进入雅典卫城，这时雅典传令官也宣称雅典守护女神也支持庇西特拉图复位。
据希罗多德记载称，雅典人完全相信那个女人就是雅典娜，全体伏身跪拜，虔诚地迎接庇西特拉图回城。
不过，很快，海岸派的领袖在公元前549年又起来反对庇西特拉图，并第二次将其放逐。
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击败前往迎击他的军队，重新回到雅典，自此保持独裁统治长达19年，一直到去世。
在这个长期的独裁中，他政策的明智几乎完全洗刷了他之前那些手段的寡廉鲜耻。
庇西特拉图在位期间，不仅贯彻执行梭伦立法，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者和小农的政策和措施：
支持平原农业，增加农民，给小农发放农具，并对其实行低息贷款，降低土地税；
建立农村巡回法庭，现场办公，及时解决农民讼诉；
扩展雅典工商业，建造大批商船和战舰，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建立殖民地，以控制黑海的商路和贸易；
对雅典进行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将其打造成了当时希腊最繁荣的城市；
重视雅典文化事业，出资组织节日庆典，请文人墨客到雅典创作交流，比如：《荷马史诗》的整理工作就是在此时的雅典进行的。
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工商业者和农民提高了政治和经济地位，雅典变得更加繁荣强盛。
而在此前，雅典在整个希腊世界只能算是二流城市，在财富、文化生活、思想的活力上都逊于米利都、以弗所、叙拉古等城邦。
庇西特拉图还通过不断打击氏族贵族来削弱其权力，比如：没收贵族的土地并奖赏给穷人，这可谓一箭双雕之举——获得穷人拥戴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特权。
可以说，庇西特拉图并不是暴君，他既没有横征暴敛，也没有大肆迫害异己，而是努力维护雅典的安全、稳定和繁荣。
亚里士多德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
史学家认为，庇西特拉图以独裁的形式推进了民主的进程。
庇西特拉图死后将权力交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希庇阿斯和喜帕恰斯。
雅典人对于庇西特拉图未经他们同意就将权力传给儿子感觉不快，他们认为独裁制固然给了他们一切，但是却未能鼓励爱好自由。
其实，希庇阿斯和喜帕恰斯两兄弟在执政的13年中继续了父亲的政策，雅典也继续着它的辉煌。
但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或者说，雅典的僭主政体被古希腊的少年爱给毁了。
当时，一个叫阿里斯托吉顿的中年人获得了一个叫哈莫菲狄奥斯的少年的爱情，据修昔底德形容，后者有着如花般的少年美。
但是，喜帕恰斯也向这位少年求爱。
这一下惹恼了阿里斯托吉顿，他决心杀了这个情敌，甚至出于自卫考虑，还想借机推翻专制政体。
哈莫菲狄奥斯和另外一些人参与了这项政治谋杀，他们准备在泛雅典竞技大赛游行时将喜帕恰斯杀死。
可惜，喜帕恰斯躲过了谋杀，并将这些人全部处死。
虽然，人民没有明显支持这次谋反，但是喜帕恰斯自己却受到了严重刺激，深深感到了恐惧，将之前温和的统治变成了高压、间谍及恐怖活动。
这让自由惯了的雅典人民情何以堪，独裁越演越烈，人民对自由的呼声也越呼越高，喜帕恰斯和阿里斯托吉顿之争最初只是为了爱情，并非民主，结果在人民的想象中，阿里斯托吉顿却成为自由烈士。
这时候，远在德尔斐，曾被庇西特拉图两次流放的政敌阿尔克马尼特斯，认为自己反攻的时机成熟了。
于是，他组织了一支军队开向雅典，并声明目的在于推翻喜帕恰斯。
同时，他还贿赂了神殿女祭司，假借神谕说：斯巴达人应将雅典的专制政体推翻。
起初，喜帕恰斯成功抵挡住了阿尔克马尼特斯军队的进攻，但是，在斯巴达军队加入对方以后，情况就不妙了。
由于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危，喜帕恰斯将孩子们秘密送出雅典，结果被敌人截获，最终为了保其子安全，他在公元前510年，被迫同意让位并接受流放。
庇西特拉图家族的统治就此完结。
接着，雅典人民继续奋斗，赶跑了乘机和流亡贵族勾结而一度进入雅典的斯巴达军队，并促成了公元前508～公元前507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将雅典民主政治推进了一大步。
僭主政体的死敌是斯巴达。
斯巴达城邦大部分时候是典型的寡头统治，非常抵制僭主统治，认为它违反了传统。
斯巴达还建立起强大的联盟来推翻那些僭主城邦。
当波斯帝国开始进军希腊时，许多僭主城邦求助波斯的军事力量试图消灭斯巴达。
在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的《希腊的生活》一书中对希腊僭主政体这样总结道：
在希腊商业城市通向权力之路亦甚简单：打击贵族，保护贫者，与中产阶级达成谅解。
在获得权力后，独裁者即取消债务，或没收巨富的财产，向富者征税以兴建公共设施，或将过度集中的财富重新分配。
在依靠上述措施获得大众的拥护后，即经由调整城邦币制与商务条约以促进贸易，使自己取得商业团体的支持，并设法提高中产阶级的社会声望。
因独裁制皆有赖群众支持而非世袭权力，所以大多数均能避免战争，支持宗教，维持秩序，振兴道德，赞成妇女取得较高地位，鼓励艺术发展，并在美化其城市上花费大量金钱。
以上各项陆续兴办后，在多数情形下，仍保持民治政府的形态与程序，故而在希腊僭主专制政治下，人们仍可习得自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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