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中,资本是很多趋势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它最擅长通过制造焦虑来控制全社会的健康、审美、消费动向,有人总结很好,资本眼中只有利益,没有道德。

——坤鹏论

一、什么是城邦?

坤鹏论一直在讲城邦,对这个词却没怎么较真过,今天正好查了查,这里明确一下,还是有蛮多知识点的。

城邦,希腊文的字面意思是城市。

它指城市范围同国家范围几乎完全相同的一种国家型态,而政府主权或自治权也呈范围相同,现代的代表有摩纳哥、新加坡和梵蒂冈。

而历史上的城邦通常指大文化圈的一部分,比如:古希腊城邦,雅典、斯巴达等。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如果超过10万名自由成年男子(公民)那就不是城邦,小国寡民是城邦的重要特点,这种政治体形态为城邦广泛自治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过,斯巴达与雅典在鼎盛时期人口都达到了40万,远远超过其他城邦。

欧洲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城邦时期:

一个是古希腊的城邦。

通常来自于部落和村庄的演化。

公元前800年以前,古希腊人大多聚居在被山岭分隔的细小村落里。

公元前800年以后,一些大大小小不相统属的村社随着人口和财富的增长而蜕变成为城镇,并逐渐发展为拥有各自政府和军队的城市,就像一个个独立的邦国。

城镇繁荣的同时也带动周边相同文化民族的聚落发展,使得一个地区的城邦兴起。

城邦的兴起,标志着古希腊文明(公元前800年~公元146年)的开始。

坤鹏论:读《理想国》领悟西方哲学的源泉(五十八)-坤鹏论

另一个是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城邦。

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城邦则通常来自于从封建领主手中取得自治权的商业城市。

城内的工匠、学者、商人、金融业者等专业人员往往组成行会,争取在公共事务上的权利和发言权,同时城镇也拥有市民成立的议会,影响或直接掌握着着城市的行政和立法等决策权。

现在欧洲的主要文明发源自这两个时期。

不过,这些文明的城邦通常只能存活很短时间,因为它们的土地和实力都不足以抵抗周围的外敌。

二、理想的城邦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在法律法规、习俗基本约定完成之后,苏格拉底说:“到目前为止,你们的城邦可以说终于建立起来了”,对于“发现这个城邦什么地方有正义,什么地方有不正义,正义与不正义有什么区别,幸福的人必须拥有正义还是不正义,诸神和凡人是否知道这种人的情况”等问题,最好是大家一起找个好地方,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独自想一想。

这时,性直脾气燥的格老孔又跳出来了,毫不客气地说:“胡说,你曾经夸口要亲自找到正义,还说自己要是不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正义,就是不虔敬的。”

格老孔的这一句呵斥为我们拉开了新篇章。

本想歇歇的苏格拉底只好继续下去,他首先提出一个条件:“如果我们的城邦已经正确地建立起来,那么她是全善的。”

善也是好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城邦是理想的城邦,是全好的城邦,各个方面都好。

而全善、全好、各个方面的好,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就是“她显然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就是柏拉图著名的哲学四主德(四种主要的德性),等这部分讲完以后,坤鹏论会再对其进行解说。

这里提醒大家,回忆一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的定义:某个事物之所以是某个事物最重要的性质。

比如帽子,供人戴在头上的性质始终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帽子的德性。

苏格拉底认为,人类的德性是能够理性判断善与恶的知,智慧即美德。

柏拉图显然并不完全认同老师的说法,他提出了四主德,认为智慧、勇敢、节制、正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德性。

好,让我们继续回到苏格拉底与格老孔的对话。

在开始之前,苏格拉底先是确定了一个逻辑关系,为后面寻找正义的论证提供总的方针策略。

“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些性质(注: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中的某一个性质,那么剩下的就我们没有找到的性质。”

“让我们以任何四样东西为例,如果我们在某个事物中寻找四样东西的中的一样东西”,一种情况是“我们找到了要找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但是如果我们首先找到了另外三样东西,这也足以使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它显然不可能是别的东西,而只能是剩下来的那样东西。”

有人说,这不是废话吗?

其实不然,这里面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苏格拉底所讲的例子的前提是,某个事物中必然包含有四样东西,就像理想的城邦,必然包含智慧、勇敢、节制、正义。

第二,在柏拉图的理念中,四主德的关系是,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也就是前三者和谐共生,便会产生正义,正义既与前三者并列,又凌驾于前三者,这个后面坤鹏论还要详细解释。

打个比方,一个不透明的箱子里装着四瓶水果汁,四只瓶子外形一模一样,只是里面装的分别是苹果汁、梨汁、桃汁,还有前三者的混合汁,任务是不能看只能用手摸出混合汁,如果第一次拿出来的就是混合汁,目的达到,如果不是,而是分别拿出了苹果汁、梨汁、桃汁,也可以知道剩下的肯定是混合汁。

换到四主德来讲,就是如果找到了智慧、勇敢、节制,必然也就找到了正义,因为正义是它们三者的共生物。

苏格拉底指出,“由于我们现在要寻找的东西也是四个(四主德),所以也必须使用同样的方法”来发现它们。

让我们再来回忆一下,为什么会讨论到这里。

起因是“正义是什么”的争论,争来论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于是,苏格拉底另辟蹊径,改变思路:要看在个人身上体现的正义,先看在城邦中体现的正义,因为城邦比个人的范围大得多,在一个巨大的环境中可以比在小范围中看得更清楚,然后由大及小,自然也就找到答案了。

为了看到城邦中的正义,他先在思想中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城邦,因为这个城邦是按照苏格拉底(柏拉图)最理想的方式构建起来的,所以它是全善的,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接着,再从这个一定具有四主德的理想城邦中一项一项地检查这些品质,对于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则当其他容易定义的概念被排除之后所留下的就一定是这个最难定义的东西了。

正义在苏格拉底看来正是最难定义的项目,所以必须这样一项项地通过排除才能得到。

其实,在定义什么是正义之前,理想的城邦就是按照包括正义在内的四主德来设计的。

因此,苏格拉底心中早就有了他对正义的答案,绕如此大圈子,只是为了让众人心悦诚服,后面在发现正义的讨论中,他自己也隐晦地说到此事。

坤鹏论:读《理想国》领悟西方哲学的源泉(五十八)-坤鹏论

三、发现智慧

首先,他从智慧开始讲起,“我在其中清楚地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智慧,而它看起来有点奇特。”

苏格拉底指出,理想的城邦因为有很好的计划,所以它的确有智慧。

这是因为“好的计划确实是智慧的一种形式,人们能提出好的计划不是由于无知,而是由于拥有知识”。

不得不佩服,这话里面的逻辑杠杠得清晰——由于有知识,才能提出好计划,知道如何去做。

“但是,在一个城邦里有许多知识,或有许多种知识。”

城邦到底是因为哪个或哪种知识而被称作有智慧、有很好的计划呢?

是因为有了木匠的知识吗?

“绝对不是,凭这种知识只能说她是木作之邦。”

“如此看来,一个城邦不能因为拥有制造木器的知识,或能制造最好的木器而被称作有智慧的。”

同样道理,城邦也不能:

由于擅长制造铜器或其他一些器物而被称为有智慧;

由于拥有从地里生产谷物的知识而被称为有智慧,但她可以被称作农业之邦。

那么,“在我们刚才建立起来的这个城邦里,是否在它的某些公民身上有这样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不是用来考虑城邦的具体事情,而是把城邦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如何改进她的对内和对外关系呢?”

格老孔表示:“是的,有这种知识”,“它是保卫国家的知识,或者称作统治的知识,在城邦的统治者身上我们可以找到这种知识,这里说的统治者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完整意义上的卫士”,也就那些天生含金的人。

所以,拥有这种知识的城邦会有很好的计划,是真正有智慧的。

而真正的卫士——统治者,这些被神在其身上掺入了一些黄金的人,在“拥有某种专门知识并有特定称呼的各行各业”中,是人数最少的。

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按照自然原则建立起来的城邦,之所以能够整个地被说成是有智慧的,乃是因为她那个起着领导和统治任务的最小和人数最少的部分,以及这个部分所拥有的智慧。这个部分按照自然原则人数最小,但在各种形式的知识中,只有这个部分所拥有的知识才配称为智慧。”

不过,苏格拉底表示,虽然“我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四种性质之一”,“但是我不知道它本身是什么,它在国家中有什么地位”,这个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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