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人只要一成群，成为群众，便很容易受他人追求私利的甜言蜜语哄骗。
——坤鹏论
一、修辞学发展简史——西塞罗和《论演说家》
在我的眼中，当他（柏拉图）对他们表示一连串的蔑视时，他绝对像个演说家。
——西塞罗
这句话用的是修辞学的“夸饰”手法，讽刺柏拉图蔑视演说家的时候，却忘记自己其实正在像着他所蔑视的人的样子。
用咱们的俗话说就是，乌鸦落在猪身上，看不到自己黑；人不知己过，马不知脸长，驴不知自丑，牛不知角弯，猴不嫌脸瘦。
当罗马帝国征服希腊后，修辞学得到了蓬勃发展。
古罗马人在接纳了古希腊人修辞学要素的同时也做出了大量扩展。
与古希腊智者派过于强调逻辑推理不同，古罗马演说家和作家更多依赖于丰富的文体、内联的故事以及令人信服的隐喻来增强说服力。
古罗马时期，修辞学领域继亚里士多德后首屈一指的大师当属西塞罗。
他天才般地在修辞学中将文学艺术表达方式与政治宣扬手段完美地统一到了一起，在共和末期那样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将修辞学推上了新的发展巅峰。
后人认为，他的修辞学实践水平和理论水平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境界。
西塞罗的全名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生于公元前106年1月3日，卒于公元前43年12月7日。
他被誉为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哲人、演说家和法学家。
西塞罗青年时期就投身法律和政治。
后来因为善于雄辩而成为罗马政治舞台的显要人物——曾担任过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
正是通过他，一直存在的“哲学与修辞学之争”才得以暂时的平稳化解。
也正是他，一举奠定了作为普遍文化形式的修辞学最终享有的地位。
西塞罗一生中写了不少关于修辞学的著作，包括如何创新、如何演讲以及如何寻找话题等。
这些著作直到文艺复兴之前，一直为学校采用。
特别是《论演说家》，是他创作过的各种修辞学论著中最长、最详尽的著作，从抽象的说服理论到最富技巧的措辞和发音的细微之处，一应俱全。
该书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并称修辞学最重要的两部著作。
西塞罗认为，一个人如果要想拥有强大的说服力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比如：历史、政治、文学、艺术、道德、法律和医学等，只有这样，他才能给任何听众演讲。
“至少根据我的意见，除非一个人获得了与所有重要之事和重要技艺有关的知识，否定他不能成为饱受各种赞誉的演说家……如果主题事实不被演说家觉知和理解，那么他的演说的措辞就有点琐碎、几近幼稚了。”
西塞罗勾勒出了理想演说家的形象——由于全知，所以完美（至少是在有关事务上）。
有专家认为，这更像是为了专门回应《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的论证：无知的演说者只能感染同样无知的群众。
其实，在现实中，人只要一成群，成为群众，真的很容易受他人追求私利的甜言蜜语哄骗，这就是《乌合之众》中所讲的群愚、群盲现象。
所以，古往今来，太多无知的或者是学历很低的骗子，屡屡通过演说就把人们骗得团团转，其实不乏比他们学问高出很多很多的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塞罗也非常认同伊索克拉底所倡导的演说家要以德为先。
除了修辞学方面的成就，西塞罗还因其作品的文学成就，为拉丁语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他在当时是罗马显著的文学人物，其演说风格雄伟、论文机智、散文流畅，从而设定了古典拉丁语的文学风格。
西塞罗还将希腊和罗马文化巧妙地进行融合，以折中主义态度及成功实践，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罗马人的如何对待希腊文化的争论。
在对待哲学的态度上，西塞罗极为重视，视之为修辞学知识的源泉——“希腊人称之为‘哲学’的这门学问似乎是一切受尊敬的艺术的创造者。”
他认为，修辞学需要的很多知识与思想都可以从哲学中寻找或是受启发，比如：有关城邦的制度建设；如何处理与神的关系；教育锻炼年轻人公正、忍耐力、自我控制等。
他还特别指出，如果演说家只了解演说的方式和技巧，满足于利用修辞学技巧在法庭上驳倒指控，却摒弃对于哲学的钻研，那么“便是在把他们从广阔无垠的平原驱赶至狭窄的驯马场之中”。
西塞罗自己也是一位古希腊哲学的研究者，通过翻译，为罗马人介绍了很多希腊哲学的作品，使得希腊哲学的研究在希腊被罗马征服之后得以延续。
西塞罗在古罗马时代的影响在中世纪时代渐渐衰落，但在文艺复兴时被重新振兴。
意大利著名诗人、伟大的人文学者彼特拉克在14世纪重新发现了西塞罗的演说稿、书信，由此开始了文艺复兴学者对西塞罗的重新研究。
因此，有学者认为，文艺复兴在本质上是对西塞罗的复兴。
西塞罗的影响在启蒙时代达到了顶峰，受其政治哲学影响者包括洛克、休谟、孟德斯鸠等哲学家。
美国国父亚当斯、汉密尔顿等人也常在其作品中引用西塞罗的作品。
西塞罗深远地影响了欧洲的哲学和政治学说，并且至今仍是罗马历史的重要研究对象。
二、修辞学发展简史——昆体良
昆体良是古罗马时期的著名律师、教育家和皇室委任的第一个修辞学教授，也是公元1世纪罗马最有成就的教育家。
生于约35年，卒于约100年。
他的父亲在罗马教授雄辩术，颇有名声，他也算是子承父业。
昆体良首次开设了一所修辞学的公立学校并且开发一套学习系统，学生可以系统地学习并实践修辞学的所有阶段。
他一生竭力主张并多方论证了公共教育比私人教育优越。
公元96年，昆体良发表了其不朽著作——《雄辩术原理》（即《论演说家的教育》），其中涵盖了修辞艺术的所有方面。
这本书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教学理论的著作，把培养善良而精于修辞学的人作为教育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它也是一部教育学的巨著。
与伊索克拉底、西塞罗一样，昆体良也特别强调，一个理想的演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良善的人，道德的生活比华丽的辞藻重要得多，他所要培养的演说家，善良是第一位的，雄辩术是第二位的。
同时，在学习上，他也认同西塞罗的观点，认为作为一个演说家，必须有广博的、稳固的知识基础。
他说：“除非很好地、真正地打好基础，否则，上层建筑就会倒塌。”
他还特别强调了文学教学（包括学习历史家、科学家和诗人的著作）的重要性。
另外，昆体良认为修辞学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基础教育，为此他花了大量时间建立一套系统的课程。
事实上，他认为理想情况下修辞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从婴儿开始。
有趣的是，昆体良与伊索克拉底的经历有些类似，他们都不算是出色的演说家，据说伊索克拉底是因为天生就不是演说的材料，才退而教别人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更为伟大的教育理论家。
昆体良完善而严谨的教育理论体系为后世构建了可行性极强的教育模式，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育思想，在长时间内影响着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
因此，他被后人认为是教育史上发展、完善教育方法和思想的先驱，在教育领域享有极高的地位。
比如：他是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反对体罚的教育家，主张对儿童的教育应是鼓励的，这样能激发他们兴趣的。
昆体良对于哲学的态度与伊索克拉底、西塞罗明显不同。
他虽然不是全然地排斥，但却有意地淡化哲学的作用。
他批评哲学家不参与任何社会实践，远离公民的社会义务以及演说家的责任。
在他看来：“哲学已不再在公开的讲坛上占有自己应有的地盘，而是首先退避到体育学校和柱廊中去，然后又退避到学者的讲堂中去了。”
不过，因为倡导美德，他特意将属于哲学的伦理学列为“肯定完全属于演说家的学习范围之内”。
三、修辞学发展简史——阿里斯提德
公元2世纪，这个时期被公认是第二次智者盛行的时代。
在这个世纪里，罗马是一个“爱希腊的”城市。
罗马的精英们不仅熟悉希腊文化，而且崇尚希腊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复兴是当时流行的社会风尚。
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希腊地区的文学活动也日益繁盛。
智者的复苏其实从公元1世纪就开始了，2世纪达到盛行。
不过，这个时期的智者和高尔吉亚生活的公元前5至4世纪的智者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都以相同的方式讨论相同的问题，也就是都用修辞的方法讨论哲学问题，比如：什么是正义、世界如何构成等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智者并不是新的，还是旧的，只能算是第二代智者。
艾里欧斯·阿里斯提德就是生活在2世纪的一位多产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修辞学家。
正因为是对第一代智者的复苏而不是创新，所以他的特点之一就是，竭尽全力地效仿他崇尚的、古典雅典希腊语散文模式的某些风格。
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就是《致柏拉图：为修辞学一辩》，试图详尽地回答《高尔吉亚篇》，所以篇幅甚巨。
从坤鹏论前面的介绍我们已经看到，从一开始，智者和哲学家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而且这种竞争关系一直延续到第二智者时期。
在相互指责中，阿里斯提德不再采取伊索克拉底、西塞罗那样传统的回避策略，而是指着哲学家的鼻子斥责：哲学家不使用言语（logoi），不敬诸神，不为节日的聚会增彩，不为城邦生活进言，不教育青年人。
他认为智者所从事的那些高于哲学家的工作实际上很大一部分与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是一致的。
站在那段历史上看，智者和哲学家确实存在很多重合，比如：
都承担了当时城邦中的高阶教育工作；
都必须使用语言言说和写作；
都给城邦提供政治上的建议，安抚不幸的人们，维持城邦的秩序，教育年轻人；
杰出的智者和哲学家一样思考自然和城邦的问题，而哲学家中也有人和智者一样有着极强的演说能力。
所以，那个时候，在城邦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智者和哲学家一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其中任何一方的忽视都是不公正的。
四、修辞学发展简史——中世纪被用作宗教传播
中世纪的欧洲是宗教的欧洲，不仅哲学是宗教的，修辞学也不例外，它也被人们从政治移向了宗教。
那时候，修辞学不再作为一个工具领导国家，而被上升为一种拯救灵魂的手段。
奥古斯丁等宗教哲学家不断探讨如何使用修辞学传播福音从而将“异教徒”转化为信徒。
特别是奥古斯丁，他深刻认识到诠释经典本质上是一种修辞活动。
他根据“宗教为体，修辞为用”的原则，对古典修辞理论进行了改造和重构，对修辞采取了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利用修辞技巧来解读《圣经》、传播教义与教育民众。
也正是奥古斯丁认识到的努力，修辞学得以流传下来。
中世纪时期，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开始出现了大学，学生们在大学中主要学习语法、辩证（逻辑）和修辞三门课程，它们并称为中世纪人文教育的三大基本学科。
在当时，学生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重复背诵和练习各种修辞技巧。
不夸张地说，修辞学在中世纪除了得到了传播外，并没有什么新贡献、新发展。
另外，中世纪的大思想家波伊提乌通过调和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话语理论，对整个话语领域进行了改革。
他确定了以哲学为顶端，然后是辩证学、修辞学和哲辩术；他突出了辩证学，剥夺了修辞学以往涵盖辩证学的崇高地位。
波伊提乌的改造使修辞学成为一门工具学科，成为经院派学者争论神学、法学和哲学问题的基本方法。
五、修辞学发展简史——文艺复兴和统领所有学科
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艺术以及科学一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西塞罗和昆体良的理论被重新发现并广泛学习，同时期的学者也开始著作新的修辞学书籍。
文艺复兴的核心是树立人文主义精神，以人为本，反“神性”，反“神权”。
恰恰在西塞罗和昆体良的古典修辞经典中就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人们从中认识到，原来：
修辞是一种社会实践、文化形态；
修辞涉及了人类智力领域以及生活的各种问题；
修辞中闪现着人类的智慧和力量；
修辞洋溢着人类自信、自爱、自尊的情感；
修辞简直就是集古典智慧大成。
而且，西塞罗和昆体良的著作中充满了让人奋进的励志话语，伴随着沁人心脾的韵律魔力，特别适合刚刚经历了大瘟疫、对上帝失望至极、但又因缺失信仰而无比迷茫陷入虚无的欧洲人。
于是，西塞罗和昆体良彻底征服了当时意大利的知识界，神学家、作家、律师、诗人等，都为之倾倒，并引发了一股搜罗、钻研古典修辞学典籍的热潮。
当时，古罗马的言说艺术被推崇为修辞学的典范和发展高峰，西塞罗也成为最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崇拜的榜样。
而这股热潮不仅带来了修辞学的复兴，同样也是文艺复兴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狂热地提倡西塞罗的雄辩术和经世济用的修辞学传统。
他们手持修辞学利器，勇敢地向经院哲学发难，揭露其伪科学的本质，指责其使人们忽略了跟人本身、跟人的本性和生存状况息息相关的真正重要话题。
甚至就连经院哲学家推崇的亚里士多德也被批判，认为他的理论过于抽象，没有任何实际用途，回避投身公共事务、行政管理、带兵作战、争辩事因、治病救人、从事法律、创作故事和诗歌等。
自15世纪中叶开始的100年里，修辞学又恢复了它在古典时期的崇高地位，甚至达到了新的顶峰。
比如：1507年出版的一本百科全书式文集《哲学之珠》中有一幅图解当时学术领域总体构成的木刻画，其中修辞学被描绘为高踞王座的女王，周围站着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诗人、历史学家、法学家等。
这幅画传送的信息是：修辞学是一门至高无上的艺术，它统领所有学科，引导着人类的整个文化、智力领域。
从现在来看，这幅木刻似乎也是对现代修辞学的精准预言。
六、修辞学发展简史——近代哲学家想要逼死修辞学
人类历史进入到近代后，哲学界又开始对修辞学大举反攻。
从笛卡尔，到洛克，再到康德等哲学大家，都公开对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上、缺乏严密逻辑性、包含各种说服技巧的修辞学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将修辞描述为“推行谬误与欺诈的强大工具”。
尽管他们的流派和主张各不同，但是，处在科学大发展时代的他们，共同点也很鲜明：追求普世正确真理；都遵循自然科学标准衡量一切事物的逻辑实证主义；都推崇用现代科学方式获得有关物质世界的客观、确定的新知识。
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方哲学发生了两次重要转向的第一次——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
所以，当时的哲学家们都认为，哲学追求知识和真理，因而是客观的；而修辞学追求舆论和意见，因而是非客观的。
这种批判的声音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
坤鹏论提醒大家，我们还要从中看到——时势造英雄。
当时的时势是，科技发展引领人类向工业化社会前进，而工业化社会需要的是螺丝钉，需要的是合作，需要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个人成功不再是关键，或者根本就不能提倡，而修辞学的主要功用尤显不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
这也是修辞学在与哲学交锋中落于下乘的根本原因之一。
不管是工具，还是理论，成与败，好与坏，基本都是人说了算，当人不再认为它有用时，它也就黯然失势了。
于是，哲学势不两立的态度导致两门学科的彻底分离，并且极大地损害了修辞学的学术地位。
为了顺应那个“理性与科学”时代的精神，以及分工化趋势的社会特征，原本的大修辞学也主动化整为零、分散发展。
由它独立出来了许多人文领域的现代学科，比如：语言学、心理学、文学批评、现代论辩学等。
修辞学范围大大缩小了，写作修辞成了修辞学科的唯一专业领地，修辞学也沦为了一门实践性学科。
当初的古典修辞学时期，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古典修辞学提出了觅材取材、布局谋篇、文体风格、演讲技巧和记忆为“修辞五艺”。
也正是在18世纪，修辞五艺中的演讲技巧和记忆逐渐消失，只遗留下传统的觅材取材、布局谋篇和文体风格三艺。
自此，西方修辞学陷入了300年的衰落期。
到了20世纪初，修辞学甚至被学者们批评为多余的、垂死的学科。
七、修辞学发展简史——哲学的修辞转向
19世纪末，尼采极度超前地指出，对于修辞学的批评是完全错误的，其实语言本身就是修辞艺术的产物，“修辞学创造真理”。
他的思想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一大批哲学家，为之后的反哲学运动、哲学向修辞学转向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也是坤鹏论在前面讲过的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向——语言学转向。
坤鹏论认为，所谓的语言学其实叫修辞学才更为准确，而且语言学当初也是从修辞学中分离出来，本属大修辞学。
20世纪40~60年代，美国修辞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文艺评论家肯尼思·伯克发表了很多关于修辞学的著作，其理论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修辞学的复兴。
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方开始出现规模宏大的修辞学复兴运动。
继而又出现了哲学家向修辞学转向，以及哲学的修辞转向。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类似叛变革命的180度大转向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特别是哲学家们，终于意识到高尔吉亚的话是多么多么睿智，修辞与思想共生，真理和知识是通过修辞的方式被建构的，所以，哲学研究离不开修辞，哲学辩论从本质上说是修辞性的。
终于，二者之间的高墙壁垒第一次被彻彻底底地推倒了，从以前长期保持的此起彼伏，有你无我，势不两立的对立状态，转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状态。
甚至，哲学与修辞学还形成了结盟，并由此产生了类似修辞哲学、认知修辞学这样的新的子学科。
这也很像如今以复杂性科学所代表的学术研究潮流，就是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在“边缘地带”寻找学科新的成长点。
在哲学的带领下，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各学科迅速蔓延起一股“修辞转向”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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