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虽然很虚，但它却是最牢固的，反道德的结果往往是被所有人反。
——坤鹏论
一、重温副现象
写到这里，坤鹏论不禁想起了中国古人管仲的那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经济发达了，有钱有闲了，人们才会搞艺术、搞思想、搞科学……搞那些和基本温饱关系不大的事情。
而这些“不务正业”偏偏又能反过来促进经济更健康、更多元发展。
历史皆如此，不信你拿本中学历史书看一看，哪一国、哪一次的兴盛不是从经济开始的？！
所以，不管是国家，还是城市，经济、政治、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是经济中心，往往也会是文化中心、政治中心，但是其中经济永远是基础，是根源。
但是，现实中的我们往往认识不到经济的力量，甚至本末倒置。
比如：我们看到富裕和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水平很高，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国家是因为研究才创造了丰厚的财富。
再比如：我们看到富裕和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很高，也会不加批判地认为，教育能够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就能够提高国家的收入水平。
英国女经济学家兼作家艾莉森·伍尔夫，她通过观察埃及等国家的情况，发现教育水平的巨大飞跃并没有转化为受人瞩目的GDP增长。
“投资教育就能促进经济增长——根本不存在。”
当然，把这个结论倒过来却是成立的、是真的，也就是财富和经济增长会提高教育水平、研究水平。
这种现象就是坤鹏论在《人类的教授教鸟儿如何飞翔！》中介绍过的副现象。
副现象揭示的是，最爱因果的人类最看不清因果，很多时候，人们以为的因果关系并不正确，是因果错觉。
最典型的便是我们总认为理论指导实践，现实却是，永远只有实践才能产生真理论。
叔本华观察到，书籍会加剧这种现象。
我们一直这样认为：只有先读书，才会有想法。
但是，我们却不曾想过，或许应该反过来才对。
也就是，人们读书，其实更多是努力寻找支持其想法的书籍来看，寻求认同，说服自己。
当然，我们还应该再深究经济为何发展，坤鹏论认为，财富增加无非两点：流量和流速。
流量，比如：用户量（需求）、商品数量；
流速，比如：购买的频次、商品生产效率。
而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商品的供给与需求长期不均衡，也就是商品难以满足需求，于是每次能够大幅提升生产效率的政治改革以及技术革新，都会引发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后者。
比如：通过政治改革释放劳动力（包括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的效率）；
再比如：工业革命。
同样道理，流量方面，长期是商品数量不足，甚至大航海时代所创造的财富也主要是新大陆丰厚的自然以及人力资源的发现与获取，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才渐渐出现了供给与需求的倒挂，用户量（需求）不足了，而全球化的本质其实就是对用户量（需求）的充分开发，以及生产中人力成本的再压榨。
二、移民带来的变化
中国有句成语讲得好，筑巢引凤，“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繁荣的雅典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其他城邦的人才开始向它靠拢、聚集。
因此，伯里克利的时代也是雅典急剧变化的时代，变化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外来移民大量涌入。
波斯人，斯巴达人，米利都人进入到了雅典。
而古代的雅典人在许多方面都是沙文主义者。
他们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看不起这些“外来户”，听不懂这些外来户的语言，在他们听来就像“bar，bar，bar……”，所以他们酸酸地称他们为“barbarians”，现在翻译为“野蛮人”。
但就是这些“barbarians”，他们当中一些人比雅典人更富有、更聪明、反应更快、更强壮、更有魅力。
一些商人比雅典人更狡猾，他们产品的质量更好。
而且，在当时的雅典，只要有钱，移民可以请教育家、智者（很多也是外来移民）教他们的孩子修辞学、辩论术；只要有钱，移民也可以进入以前只有雅典公民才能进入的法庭……
可以说，雅典已有的制度、宗教、文化、道德观念、习俗等都受到外来移民的严峻挑战。
科学、数学、无神论和理智挑战保守的控制、正统宗教和道德的信条。
特别是来自色雷斯的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南西西里岛的林地尼的高尔吉亚、卡尔亚冬的色拉叙马霍斯，这三位最杰出的智者，他们对雅典人的思想和习俗进行了一番新的审视，提出一些刨根问底的问题：
雅典人在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以及在主人与奴隶之间作出的区别，是有充分的根据还是仅仅基于偏见？
雅典人的观念和习俗是基于真理还是仅仅基于惯常的行为方式；
希腊的文化是基于自然，还是基于人为的规则？
雅典人的宗教和道德规范是约定俗成从而也是可变的，还是自然的从而也是永恒不变的？
……
关键是，这些外来的智者有着在不同习俗的不同国家的居住经历，对不同文化拥有着广博的知识，他们通过对多种文化事实的观察而收集了大量真实的信息，所以，他们敢于也有资格质疑绝对真理存在的可能性。
三、民主带来了教育的强烈需求
首先，前面坤鹏论讲了，经济发展，会自然带来教育的发展，它们是一对因果。
而雅典在成为希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后，它的社会上层生活富足又奢侈，接受更高级的教育也就成为一种需求。
其次，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雅典旧有的贵族政体被民主制取代了，由于公民可以参与政治讨论并担任领导职务，人们的政治生活得到了强化。
成功、名誉和权力成为人们追逐的、压倒其他目的或目标的目标。
因为飞黄腾达这扇大门对每个雅典公民都是敞开的。
伯里克利曾这样骄傲地说道：
“我们这个政体叫做民主政体。它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全体公民。无论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并在成绩卓著时得享功名，担任公职的权利不属于哪个家族，而是贤者方可为之。家境贫寒不成其为障碍。无论何人，只要为祖国效力，都可以不受阻碍地从默默无闻到步步荣升。”
但是，想通过政治飞黄腾达的先决条件是：需要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素养的政治家和演说家。
这与雅典的民主特质相关，雅典的民主宪法越来越鼓励在公众场合中的演讲艺术以及辩论能力。
而伯里克利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风格典雅，文采斐然，在当时政治演说中相当出色，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他的演说文字学习一下。
总之，既能清晰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还能犀利地发现对手论证中的错误，成了所有政治人或想成为政治人的刚需。
而且，当时的雅典群愚政治横行，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但它却是从所有公民的名册上按字母顺序选出1000名成员组成最高司法机关（如此选择为的是减少受贿的可能），公民大会每9天开一次，一年会举行40多次。
可想而知的是，这就造成了雅典的政治主要由一些无主见的人实行民主表决，完全被现场气氛所操控。
一人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言论，瞬间就会有无数人响应，大会也会立刻倒向这边，纯粹成了一种敷衍了事的政治。
这也使得雅典犯下了不少无法挽回的错误。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如果一个人懂得如何用言词说服别人，不管是在法庭上说服法官，还是在议会上说服议员，还是在人民大会上说服民众……那么你的雄辩才能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你会使医生成为你的奴仆，使体操冠军甘愿为你效力，你还能让银行家为你聚敛金钱而不是为他自己。”
总之，在公众集会和法庭上，那些能够用娴熟的技巧阐述自己观点的人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再次，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当时雅典人因富裕以及参与政治而兴起的教育需求极为强烈，但是，雅典旧有的贵族教育体系主要建基于家庭传统，无法使人们适应民主社会生活的新情况，而且，在宗教、语法领域以及对诗歌的细致解释方面，也没有规范的理论训练。
务实，且尤其擅长语法、写作和公开辩说的智者进入到了这一文化真空。
他们在教育上的实践满足了这个迫切的需要。
他们成为了广受欢迎的讲师，是新式教育的主要提供者。
而使他们备受追捧的关键就是他们自称能教授修辞术，也就是令人信服地演讲。
正如前面所说，在民主的雅典，说服力对任何一个想上到领导层的人来说，是政治刚需，智者派恰好拥有满足这一需要的技能。
其实，何止是古希腊的雅典，说服力是任何地方、任何时期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两种思想代表的激烈碰撞
修辞术在雅典大火，当时即使是最小规模的学校都会开设修辞术课程。
我们都知道，如果需求旺盛，供给却严重不足，自然就会造成价格飞涨。
智者在当时非常火，同时也非常紧俏，学校们不得不采取流动教师制度，智者们往来于不同的城邦，传授着如何在公共场所演讲和辩论的知识，就像后世的明星走穴一般。
由于智者传授的是实实在在的实务技能，而技能都是以现实结果作为检验的唯一标准的，所以，正如后世的律师，就算明知聘请自己的人真是罪犯，也要尽力为其做无犯罪辩护。
智者亦如此，也就是，不管是谁、是符合还是违背道德，都可以为其演讲、辩论，关键只要有利可图。
为此，智者派崇尚相对主义、怀疑主义。
他们认为通用于所有人的真理或正义是不存在的。
比如：雅典的法律法规并非原本就存在于自然中，而是只符合雅典公民价值观的正义，到了其他城邦，那里可能会有与雅典迥异的法律法规。
既然没有绝对真理，也没有绝对道德，那么“人是万物的尺度”，你有你的尺度，我有我的尺度，他有他的尺度，我们的尺度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都没错，这就是相对主义。
坤鹏论曾讲过，道德是人们在相互关系中长期博弈形成的行为规范，它比任何法律法规都悠久，也比任何法律法规都强大，人类社会正是有了它的存在才会持续存在且不断发展，并且不会因为人祸而崩溃瓦解。
因此，道德虽然很虚，但是它却是最牢固的，反道德的结果往往是被所有人反。
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谚语成语，给出报应的不是神也不是鬼，冥冥中的裁决者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
一是，自己在道德面前的长期亏心，而人的心情会强烈地影响着健康；
二是，社会中他人以道德为准绳的监督，特别是因反道德而获利者，博弈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人一定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手擎道德大旗的批判惩治的机会。
总之，以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为代表，人们站在道德之上对智者派进行猛烈指责：
批判他们教青年公民如何把无效的论据说成仿佛有效；如何把不正义的事情说成仿佛是公平合理的；
批判他们引导年轻人从事要摧毁传统宗教和伦理观点的批判性分析，令年轻人不再敬畏传统，倒向一种玩世不恭的利己主义；
批判他们索取高昂学费，并刻意找那些付得起学费的有钱人教的行为，破坏了人们一直认为的，思想家不带任何经济考虑而从事哲学的不偏不倚形象，被柏拉图讥讽为“灵魂食品的商人”。
不过，苏格拉底也曾在智者门下学习，但因为穷，他只上得起“短期班”。
而作为贵族子弟的柏拉图，则比较全面、系统地学过修辞术，其对话录就是学习成果的最佳展示，他不仅用修辞术的手法否定修辞术，而且运用得还非常娴熟，客观讲，他也是一位修辞学大师。
那么如何区别智者和哲学家呢？
在当时，如果一个人还相信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如果一个人还相信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普遍的道德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不是智者而是哲学家。
古希腊哲学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分支在那时都已经出现了：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自然哲学、社会哲学、美学、教育学。
当我们有了上面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观念认知，再去看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人的哲学思想，不仅更易理解，而且能站在更高、更客观的角度进行审视。
坤鹏论认为，真正让人强大的是他的对手而不是他的朋友，如果没有智者派的刺激，哲学家们也不会如此的奋发图强。
特别是一直想在政治上一展抱负偏又郁郁不得志的苏格拉底、柏拉图。
两种相反的力量不断牵扯、冲突，双方都会越变越强大，只要自己不投降，不被彻底打倒，总会愈挫愈勇，最终获得“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结果。
还记得坤鹏论介绍过的混沌边缘吗？很类似。
混沌边缘处于完全的秩序与彻底的混沌之间，秩序中有混乱，混乱中有秩序，在秩序与混沌的不断拉扯中，活力无限，创造力蓬勃，是系统的最佳状态。
同时，也正是智者派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
将关注的目光从自然身上移开，将更多注意力贯注到人的身上；
将思想本身作为认识的对象，并已经开始批判性地考察思想的条件、可能性和限度；
引发人们思考人是如何获得知识，以及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
本文由“坤鹏论”原创，未经同意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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