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吃饭从来就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好不好吃，饱不饱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除了本质是表演的吃饭（比如：吃播），谁也不会以有没有人看他吃饭，看的人多人少来评判这顿饭的品质，从来都是以有没有让自己吃好吃饱为标准的，读书和学习，这类吃精神食粮的事也是一样的。

——坤鹏论

苏格拉底指出，理想的城邦建立起来、运作起来以后，还不能松懈，“我们国家的监督者必须高度警惕，不能让她不知不觉地腐败”，特别是“不要让那些音乐和体育的新花样搅乱了已有的秩序”。

这里面的重点是“新花样”和“已有的秩序”，它们向我们透露出了两个信号：

一是，苏格拉底认为教育中的新花样是城邦腐败的关键，因为不管是音乐教育还是体育教育，其实都是为了照料灵魂，使之和谐，而坏的、违法的东西常常被藏在音乐和体育的新花样中潜入人们的灵魂，使得灵魂变坏，从而人便腐败，个体的变质最终必然导致人的整体——城邦的腐败；

二是，从始至终，苏格拉底都对他所处的时代颇有微词，前面坤鹏论也讲过，那时候的雅典人不是道德楷模，许多人脱离了伦理传统，转变成了几乎不道德的人，专门利己，从不利人，投机取巧，造假欺骗，腐败贿赂，痛恨愚蠢甚于痛恨邪恶等，人们只愿被人说成精明而不肯让人说自己诚实，诚实的人成了稀有“怪物”，所以，套用如今流行的一句话：不是智者派造就了时代，而是时代造就了智者派，人们需要有人来为他们的不道德行为提供合理的说辞。

所以，苏格拉底对传统的、古人的秩序充满了怀念，希望能够恢复古礼——已有的秩序。

一、新花样

苏格拉底指出，就像荷马的《奥德赛》第1卷所说：“人们非常喜欢聆听这支歌曲，它每次都有如新谱的曲子动人心弦”，但是，人们常常“误以为诗人在这里称赞的不是新歌，而是唱歌的新花样”。

“我们一定不要称赞这种事情，也不要误解诗人的意思。因为我们必须明白，音乐的花样翻新可能带来的危险是无法预测的。”

阿狄曼图表示赞同，并补充说：“这种非法的事情确实会悄然潜入，不容易被发现。”

“因为人们以为它只不过是一种游戏，不会造成什么危害。”苏格拉底接着说。

阿狄曼图继续解释道：“人们也认为它不会起什么作用，而实际上它慢慢地向人的灵魂渗透，悄悄地改变人的性格和习惯，再以逐渐增强的力量改变人们的处世方式，然后肆无忌惮地反抗法律和政治制度，最终它会摧毁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方方面面。”

正所谓润物细无声，在循循善诱之中，坏的、非法的东西会藏在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的新花样中，悄悄潜入人的灵魂，从而通过改变灵魂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攻心为上，从思想上改变别人才是最高明、最有效的办法，凡成大事，都需要最终上升至思想层面，比如：各种主义、宗教信仰等。

在两种教育中，新花样的问题尤其在音乐教育中凸显。

所以，苏格拉底认为，“如果政治和社会的根本大法没有变动，那么音乐的类型也绝不能改变，这是达蒙（公元前5世纪极为著名的音乐家）说的，我相信他这话。”

并且，“我们的卫士看来就得在这里——在音乐方面——布防设哨”。

具体该如何做呢？

“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样，我们的孩子必须参加那些更加符合法律的正当游戏，如果这些游戏变得违法，那么孩子们也会变得违法，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品德端正的守法公民了。”

“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如果孩子们从小在玩耍中就通过音乐养成遵守法律和秩序的精神，那么与前一种假设相反的事情就会发现——这种守法精神会时时处处支配他们的行为，并影响他们的成长，一旦国家发生什么变革，他们就会起来恢复固有秩序。”

苏格拉底坚信，遵纪守法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守法精神，而这其中的关键便是，一定得狠抓音乐教育，特别是严禁那些违法的音乐教育。

二、已有的秩序

这里就该说另一个重点了——“已有的秩序”。

也就是说，只要在音乐教育中不玩新花样，“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自己就能重新发现那些已被前辈全部废弃了的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规矩。”

“比如年轻人看到长者到来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坐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要注意发式、袍服鞋履的穿着得体、行为举止得当，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要注意。”

所以，这个“已有的秩序”更多指的是规矩，那些古人有的、却被今人废弃的、看似微不足道的规矩。

不过，和以前所讲都要落实到法律不同，这次苏格拉底却说：“我认为要把这些规矩制定成法律是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规矩如果仅仅变成法律条文写在纸上，那么它们既得不到遵守，也不会持久”。

四、怎样才能使人们遵守这些规矩呢？

如果不写进法律，又该如何让人们遵守这些规矩呢？

这就牵扯到另一个比法律还要厉害的东西——习俗。

坤鹏论以前讲过，道德的英语——Morality一词源于拉丁语Mores，Mores的意思就是风俗和习惯，简称习俗，在西方古人看来，道德是由习俗决定的。

也就是说，要将这些规矩上升为习俗，成为全社会的道德约束，让全社会成为这些规矩的监督者、法官、执法者。

苏格拉底认为，“一般说来，一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已经决定了他今后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决定了他今后行为的性质。他们不就像受到召唤一样”，“最终会有一个结果：要么成为一个非常优秀、健壮的好人，要么正好相反。”

在如何将这些规矩培养成习俗的方法上，苏格拉底与中国古人的观念基本相同，那就是通过教育。

“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礼记·学记》）。

柏拉图的法律观认为，最好的理想国家是不需要法律的，有法律其实正说明存在着问题，存在着不理想的地方才需要以法律来校正，就是有好，一定有坏，否则就不会有好，这种想法与中国老庄学派的思想很像。

当然在实际的城邦中，包括柏拉图自己提出的理想国中也没有达到这种最高境界，所以法律还是要的，不过，在这些有关人民生活的方面，这完全是习惯与道德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的立法是没有意义的。

接着，苏格拉底又指出，其实大多数事情并不一定需要立法来解决。

比如：商业事务，“人们在市场上的相互交易、与工匠订立的契约、侮辱和伤害的诉讼、民事案件的起诉、陪审员的选举、市场和海港可能需要征收的赋税，或者市场、治安、港口的一般规则，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

阿狄曼图认为，这些都不需要立法，因为“把这么多法律条文强加给这些好人和高尚的人是不恰当的”，“如果这些事情需要什么规章制度，他们自己就会轻易地发现其中的大多数”。

苏格拉底表示，“你说得对，只要神能保佑他们保存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法律准则就够了。”

“否则的话，他们将永无止境地制订这类繁琐的法律，并且为了使它们完善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修正这些法律。”阿狄曼图补充道。

显然，这个说法让苏格拉底颇有感触，使他一下子就联想到了“这种现象里的公民生活很像那些病人，他们由于缺乏节制而得病，但又不愿抛弃他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些人还会以一种最迷人的方式继续下去，他们虽然就医服药，但毫无效果，只会使疾病更加复杂和加重，他们老是希望有人能向他们推荐一种灵丹妙药，吃了就能恢复健康。”

想想看，我们现代人不也是这样吗？

本来健康的最佳方法是且只是节食、锻炼，可是人们却总是可笑地渴望、相信有一种东西吃了就能让自己健康。

这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而且有趣的是，这世上无论谁对他们说实话，对他们说如果不停止大吃大喝，寻花问柳，游手好闲，那么无论是药物、烧灼法、外科手术，还是咒语、护身符，或别的任何方法，都不能治好他们的病，无论谁对他们说这些话，他们就会把他视为自己最可恶的敌人。”

俗话讲，良言逆耳，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大慈悲不渡自绝人，那句话说得好——永远不要劝别人，人是劝不醒的，只有自己跌倒了才会真正被摔醒。

接着，苏格拉底由小及大，又引申到了城邦，指出有些城邦的行为也和上面所说的病人的行为一样：

“如果整个城邦也以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人的方式行事，你大概也不会赞同城邦的行为，或者说你会认为这样的行为正好就是那些统治不良的坏城邦的行为，这样的城邦禁止公民触动整个国家制度，任何企图改变国家制度的人都要处以死刑，但同时无论什么人只要能极为热忱地为生活在这种不良统治之下的公民服务，奉承巴结他们，窥探他们的心意，巧妙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就会把这种人当作好人，说他聪明，并给予尊敬。”

坤鹏论认为，这里显然又在暗讽智者派，因为智者派在其所秉承的“人是万物尺度”的基本原则下，任何事皆有其存在的理由，皆可做出正当的解释，就像现在的很多专家，特别是像经济学等社科类的专家，他们存在的最大作用就是解释，其实，从古至今，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价值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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