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中常会说求同存异，这还真不是什么空话，各国有各国的国情，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人，也没有一模一样的国家，更没有普适划一的政治制度，所以就像与人交往一样，要想交更多朋友而不是结更多敌人，就不应强求别人非要和你一样，最忌以你的标准要求别人，而是努力找出大家的共同点——共同的利益，以此为合作契机，对于各自不同的观念、意见则予以保留，而不是用它们进行对抗和碰撞。
——坤鹏论
一、为什么斯巴达穷兵黩武？
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南部、幼洛塔河右岸的拉哥尼亚平原，这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平原。
而“斯巴达”原来的意思就是“可以耕种的平原”。
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至前950年期间，希腊四大主要部落之一的多利亚人南下入侵拉哥尼亚，他们直接毁掉了原有的城邦，在这里居住下来，这就是多利亚人的斯巴达城——不过它既没有城墙，也没有像样的街道，当然，没有城墙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它三面环山，可以不需要城墙。
可笑的是这些鸠占鹊巢的多利亚人被称为斯巴达人，而这里原来的土著居民则变成了农奴，被称为希洛特。
另外，在来古格士（约公元前700年~公元前630年）之前的一个世纪，斯巴达人和其他希腊人一样珍视诗歌及艺术，并以歌唱与艺术著称于当时的希腊世界，音乐在该地异常普遍，并与古人媲美。
但是，随着不断战争、不断征服，新的土地不断被斯巴达人瓜分，农奴也随着战俘的增加而倍增，既现实又严峻的问题出现了：3万斯巴达公民如何长久控制4倍于他们的周围地区的居民，以及7倍于他们的希洛特？
结果，斯巴达放弃了对艺术的热衷和追求，将每一个斯巴达人都变成士兵，并且保持高度战备，以便随时可以扑灭叛乱或发动战争，《来古格士法典》也便应运而生，并达到了目的。
不过，斯巴达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小，除了政治外，它在其他方面都退出了人类文明史。
由此，我们基本也可以总结出为什么斯巴达穷兵黩武了。
首先，因为它的本源是被称为大力神的后裔的多利亚部落，这个北方民族因为生长于山地，自幼受山地环境影响，习于战事，所以，好战善战几乎是其人民血管中流淌的传统，其生活中除战争与奴役外再无其他，战争就是他们的职业。
其次，侵略而来的土地和农奴必然会不断遭受反抗，希洛特恼恨自己被征服的命运，只要情况允许，他们就组织反叛、暴乱等活动。
为此，斯巴达的国家政体中专门有一支秘密警察队伍，负责对付农奴的反叛。
并且，为了起到威慑作用，斯巴达人还设立了一种残酷的传统，每年青壮年都要进行一项宣战——克里普提，用捕猎的方式杀死那些在游戏中呈现出强烈叛逆情绪的希洛特。
同时，为了恫吓希洛特，斯巴达执政者每年都要对体格健壮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希洛特施以秘密屠杀。
另外，由于斯巴达人经常对外发动战争，所以希洛特的军役十分沉重，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人一次就征发了3.5万希洛特随军出征，他们被迫去打头阵，用自己的生命去探明敌方的虚实，消耗敌方的兵力。
二、什么会使手艺人和卫士腐败？
借着谈到幸福的由头，苏格拉底继而又将话题引到了什么会使手艺人以及卫士腐败。
他的答案是：富裕和贫穷。
就像一名变得非常富有的陶工不会再注意他的手艺，会变得以从前懒惰和马虎，最终退化为一个手艺比较差的陶工。
反之，如果一个手艺人非常贫穷，他就会买不起从事这门手艺的工具和器械，俗话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样他也不能做好工作，包括跟他学这门手艺的他的儿子或徒弟，也会成为很差的手艺人。
所以，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都能使手艺人和他们的手艺退化。
同样道理，贫穷和富裕也是“卫士必须小心提防的第二类事情，绝不能让它们不知不觉地潜入城邦”。
因为“富裕导致奢侈和懒散并会改变原有状况，贫穷导致粗野和低劣，也会改变原有状况”。
三、没钱如何与富裕的城邦作战？
阿狄曼图对此提出了质疑，“我们的城邦要是没有钱财如何能够进行战争 ，尤其是被迫与一个富裕强盛的城邦作战。”
是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最终打的是钱。
苏格拉底答道：“和这样的城邦作战显然很困难，但要是与两个这样的城邦作战就比较容易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对啊，打一个都难，为什么打两个却变得容易了？
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要运用计谋，这也是苏格拉底为理想的城邦设计的作战和外交策略。
苏格拉底指出，由于理想的城邦的士兵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所以和两个富裕的城邦作战就相当于一批受过训练的战士和一群富人作战。
不过，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即使受过系统训练的拳击手也不可能轻易地同时打倒两名对拳击一窍不通的肥胖的富人。
那么，“如果允许这名拳击手后退，然后返身将两名对手中先追上来的那个击倒，如果他能在烈日下多次重复这样”，“无疑能够取胜”。
而且，对于那些养尊处优的富人来说，不管是拳击还是战争，他们的技能和训练都无法和理想的城邦的卫士相比。
“那么我们的拳击手要击败两三倍于他的对手是容易的。”
这就是苏格拉底对付两个城邦的第一步，先退，通过撤退将敌人分成两部分，先集中力量打追得最紧、敌意最重的那个城邦。
这还不够，还要运用计谋，先将另一个城邦拉拢成自己的盟友。
同时，“我们的城邦派遣一名使节到另一个城邦去，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对他们说：‘金子和银子对我们没有用，拥有金银对我们不合法，但是你们可以拥有金银，所以和我们一起参战，取得战利品吧’——你认为听了这种建议的人有谁愿意去和精瘦而结实的猎犬厮打，而不愿意在猎犬的帮助下攻击那肥胖而温和的绵羊呢？”
接着，苏格拉底指出，我们不能狭隘地将刚才讲到的其他城邦认为就是正在建立的理想的城邦之外的城邦，而是“必须对其他这些城邦使用一个更大的名称，因为它们各自都由许多城市组成，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城邦只有一个城市。”
“在这些城邦中，相互敌对的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穷人的城邦，一种是富人的城邦，各自还可以分成许多部分。”
“如果你把它们都当作一回事来处理，那么你就根本不可能命中目标；但如果你能分别考虑，把财产、权力、民众分别赋予不同的部分，那么你就总是拥有最多的盟友和最少的敌人。”
苏格拉底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与其他城邦的交往中，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理解为某个具体的城邦，而是应该对它们进行分类，按类别来看待它们，最简单的分类就是穷人的和富人的。
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更多的方面（性质）去给他们分类，比如：按财富、按权力、按民众等。
这就相当于对其他城邦进行360度全方位分析，并分门别类制定不同的外交政策，再遇到诸如战争的事情，就可以像刚才说服另一个富有城邦跟自己结盟一样，求同存异，寻找共同利益，暂避分歧，投其所好，拉为盟友，如此这般，也就“总是拥有最多的盟友和最少的敌人”。
“只要你们的城邦按照刚才已经提出来的秩序得到良好的治理，她就能够成为最强大的城邦。我说的强大不是名义上的强大，而是实际上的强大，哪怕她只有一千名卫士。”
四、城邦的关键不是看起来大，而是统一
不过，在希腊人或野蛮人中很难找到这种规模的城邦，而在实际中尽是一些比她大许多倍的城邦，苏格拉底认为，理想的城邦的统治者在考虑城邦规模或疆域时，应该遵循最佳尺度，这个最佳尺度就是：城邦成长到还能保持统一为止，至此就不能再大了。
所以，“我们要向我们的卫士交代的另一项使命，即用各种办法守护城邦，让她不要太小，也不要让她看起来太大，而要使她足够大而又统一”。
为了城邦统一，苏格拉底指出，卫士“还有一个更加容易的使命”，那就是“如果卫士的后裔变得低劣了，就应当把他降入其他等级，同时，如果较低等级的子孙天赋优秀，就应当把他提升为卫士”。
“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使每个公民承担适合其天性的工作，每个人都完成他自己的职责，不是一个人做许多项工作，而是一个人做一项工作，这样一来，使整个城邦不至于分裂，而是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这里苏格拉底再次表达了他的社会分工说，认为只要人们安于天赋，只做最适合他们的工作，城邦一直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坤鹏论认为，他所说的城邦就跟一台机器一样，每个零件都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自始至终发挥着它们该发挥的作用，这样构成的机器才能正常运转。
如果有的零件以一当两、当三，必然什么都做不好，必然会影响到其他零件的工作，放大到整台机器那里，就是混乱，甚至是分崩离析。
五、只要他们注意一件必要之事就行
我们已经知道，在《理想国》第二卷苏格拉底要讨论的是关于正义的问题。
因为无法从个人的角度讨论出大家都认可的“什么是正义”，苏格拉底便改变策略，采取由大及小的方法，改为先讨论城邦的正义，再到个人的正义。
而且，这个讨论是彻底从零开始的，从在思想中建筑一座理想的城邦开始。
从前面的讨论、表述、论证可以看出，苏格拉底认为城邦理想的关键在于卫士，他们决定了城邦的兴衰生灭。
所以，苏格拉底以斯巴达为原型为卫士精心设想了一系列措施，从音乐教育到体育教育，从诗歌到食物，也说到了几件大事，比如：要防范卫士从助手变成凶残的主人；要防止因富裕导致奢侈和懒散；也要防止贫穷导致粗野和低劣；要保持城邦范围的适度规模以维持城邦的统一……
“我们责成他们去做这些事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多，那样难，这些事其实都很容易做到，只要他们注意一件所谓的‘大事’就行，或者说不称之为‘大事’而称之为‘必要之事’。”
这件事就是：教育和培养。
因为，“如果说正确的教育能使人通情达理，那么他们就很容易明白我们说过的这些道理，也能明白我们现在还没有谈及的其他原则，比如婚姻、嫁娶，以及生儿育女，所有这些事情都应当尽可能本着这样一条原则进行，即俗话所说的‘朋友间的利益是共同的’。”
正如丘吉尔所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名言被认为是国与国相处的至高准则。
同样道理，苏格拉底认为上面这个俗话可以说是处理城邦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则，也就是从利益出发，只要找到共同利益就能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
就像外交中常会说求同存异，这还真不是什么空话，国与国睦邻友好的关键就在于它。
因为各国有各国的国情，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人，也没有一模一样的国家，更没有普适划一的政治制度，所以就像与人交往一样，要想交更多朋友而不是结更多敌人，就不应强求别人非要和你一样，最忌以你的标准要求别人，而是努力找出大家的共同点——共同的利益，以此为合作契机，对于各自不同的观念、意见则予以保留，而不是用它们进行对抗和碰撞。
总之，“国家一旦运作起来，就会像轮子转动一样前进，我指的是，良好的教育和培养在国家中造成公民良好的品质，而具有良好品质的公民再接受这种教育成长为比前辈更加优秀的人，这一看法既适用于其他目标，也适用于生育后代，这种情况即使在动物中也一样出现”。
苏格拉底再一次强调了教育的重要作用，“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它是理想的城邦的立国之本，是城邦良好前进的根本保障。
因为好的教育可以塑造好的公民，不仅能够使公民更易教化，更明事理，甚至拥有触类旁通的能力，从而更容易地看透事物的本质、原则，然后明白公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城邦这个道理，而且好的教育还能够让一代新人胜旧人，使城邦的公民一代接一代地越来越优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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