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总能发现自己的无知,才能不断增加自己的反脆弱性。

——坤鹏论

坤鹏论:为什么人类越来越厉害,黑天鹅反而越来越多越凶猛?-自媒体|坤鹏论

历史不过是世界身上那条无关紧要的盲肠。

是人类自以为是世界的主宰之后,创造出来的一种自大、可笑的宣言。

其实,每一个节点上,都会有无数种可能。

所以才会有项羽乌江自刎前的仰天感叹——“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这句话真好,后世不断被落败的帝王、枭雄们引用。

很可笑,人只有到了绝境才会想起这个世界并不由他来掌握……

一、为什么人类越进步,黑天鹅却越多越凶猛?

最近有句话叫:黑天鹅都快群养了。

有图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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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鹏论:为什么人类越来越厉害,黑天鹅反而越来越多越凶猛?-自媒体|坤鹏论

为什么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已经牛到上天入地无所不能,黑天鹅反而更多起来了呢?

简单讲,过度保护总会让事物变得脆弱,就像温室中的花朵,以及人工饲养的那些越来越废柴的中草药。

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现代化。

塔勒布对现代化的定义是:人类大规模地治理环境,系统性地平整世界的凹凸不平,以及控制波动和排除压力。

现代化就是系统地将人类从充满随机性的生态环境中驱逐出去,包括物理的、社会的,甚至认识论的生态环境。

整个人类都在尽其所能让自己远离压力源,这反而构成了现代化核心的两个要素:

第一,天真的干预,以及对本来应该任其独立发展的事物强行纠偏而产生的不菲成本。

第二,不再相信上帝或大小神明能够管理未来事件。

但是,取而代之的却是以一种更可怕、更具宗教激进主义色彩的信念。

也就是无条件地相信科学预测。

不管在什么领域,人们都热衷于将未来浓缩于数字的运算之中,不论其可靠还是不可靠。

人类已经成功地将宗教信仰转化为对任何伪装成科学的理论或结论的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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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真的干预

塔勒布在这部分以20世纪30年代儿童接受扁桃体切除手术开始。

389名儿童,结果几次检查后,325名儿童被建议切除扁桃体。

坤鹏论小时候也经常因扁桃体发炎致使高烧,父母也曾考虑过是否切除。

但是,扁桃体的作用对人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儿童。

它可以产生淋巴细胞和抗体,具有抗细菌抗病毒的防御功能,算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

想想看,如果扁桃体被切除,等于是把最前线的哨兵给干掉了。

所以,除非严重到对全身产生不利影响,绝对不能做手术。

而那325名儿童中到底有多少是真正需要切除的呢?

扁桃体炎的发病率是2%~4%,如果再精细到非切除不可,可能会更少。

显然,83.5%的建议切除率,实在太离谱,对大部分孩子其实是一种伤害,甚至会减损其寿命。

这种超过治疗益处的损害通常被隐藏或延迟,它被称为医源性损伤.

说白了,就是治疗师所造成的损害。

另一个典型的医源性损伤的例子是美国的乔治·华盛顿总统,他在1799年12月死亡。

而人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的医生使用了当时包括放血的一种标准疗法。

到底放了多少血?

5~9磅,也就是4.54斤~8.16斤。

这在很大程度导致或至少加速了该总统的死亡。

可以说,在青霉素诞生前,药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弊大于利的,接受医生的治疗反而会增加死亡概率。

而且,有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医源性损伤似乎随着时间推移,随着知识的增长反而在逐步增加。

这又是一个因现代化不断发展的结果。

19世纪后期的某个时候,医源性损伤达到高峰,正是科学的进步,让诊所取代了家庭治疗,结果导致死亡率直线上升。

那时,有人甚至将医院称为“死亡的温床”。

当然,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缓解。

只不过,在美国,并且在医生所接受的数据内,医疗失误导致的死亡率仍然是车祸死亡率的3倍~10倍。

这个在坤鹏论曾经介绍过的《清单革命》一书也有相应数据。

曾经,在美国,重症监护病房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插管感染。

每年,美国插入病人身体的管线多达500万条,

据统计,在重症监护病房住院10天以上的病人,约有4%的管线遭到污染。

每年,约有8万个病人身上的管线遭到污染,致命率约为5%~28%。

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医生的失误,比如:时间紧,关乎生命,造成忙中出错,不是忘记洗手,就是没戴口罩就进行手术。

看似都是小事,但很可能就是因为没洗手这个小动作,对病人造成感染影响。

直到2001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一位名为彼得·普罗诺弗斯特的重症监护专家推广了一种为医生准备的检查表。

该表主要是为了防止插管感染,一共只有六步。

一试之下,效果显著,实施一年就将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插管感染率就从11%降到0%。

塔勒布认为,比医生更应该担心的是制药公司。

在利益驱动下,他们甚至可以悄悄杜撰出精神疾病,只是为了将他们的药高价卖出去。

中国法家韩非子有个寓言故事:

如果你是卖伞的商人,就会希望天天都下雨。

如果你从事丧葬,就希望天天都死人。

人都是看重利益的,不要相信什么世界上好人多,在触及利益的事情,人性的真相将暴露出来。

西方三大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说过,当人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以后,他便是动物中最坏的。

这里面还有个委托代理问题。

比如:代理人医生和委托人病人的利益是相脱节的,医生的最终利益是自己的腰包,而不是病人的财务或健康状况。

就像股票经纪人、基金经理一样,他们给你的建议仅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

所以,塔勒布建议,如果你想加速一个人的死亡,就给他请一位私人医生,并且给他足够的钱,让他选择自己中意的医生,多著名都行。

另外,有一本几乎算是全球禁书叫《一个医学叛逆者的自白》。

看过之后,你就会认为塔勒布所说,真的并未妄言,也不算危言耸听。

由于缺乏对医源性损伤的认知,受影响最大的两个领域是:

社会经济生活;

人类的身体。

这两个领域一直都是低能力和高干预并存的领域。

人们往往无视自发运行和自我痊愈的存在,更别提自我成长和改进了。

正像前面所说,有机体和机械体之间是有区别的。

一个工程师往往将周围看到的一切都视为工程问题。

这在其工程领域是专业的体现。

但是,如果是猫出了问题,最好请一名兽医而不是工程师。

当然,更好的方法是——让猫自己痊愈。

而工程师的表现可以用国外的古谚来形容:

“如果你手里的工具只有锤子,那你会把每个问题都看成是钉子。”

这被芒格称为“锤子综合症”。

为什么它屡见不鲜呢?

芒格对此解答说:

“这是诱因引发的偏见在作怪,一个人的职业口碑与自己的知识领域紧密相联。他欣赏自己,对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移,所以就把这些想法表述出来——这是一贯性和持续性的倾向。”

塔勒布则将其解释为领域独立形成的领域依赖。

也就是在社会大分工的背景下,知识和技能也被分工。

于是,人们会在自己熟知的领域精明强悍,能够明确地体会到压力和刺激,但在其他领域却变得跟白痴似的懵懂。

或者他们虽然在课堂上理解了,但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大课堂中却未能理解。

人类总是无法脱离他们通常熟悉的环境来理解事物,也就是无法跨领域理解,这是人类固有的顽疾。

而知识分工更加剧了这个问题,造成了领域独立,结果就是领域依赖。

就像这次的黑天鹅,许多经济学家跑出搞病毒模型,预测什么时候结束。

这不就是拿着所有学科中最弱、最差的锤子来干医学的事?!

何况还是最不可能预测的预测!

搞笑至极!

而且,随着知识分工越来越细,领域越来越独立,领域越来越被依赖,自然荒谬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正如坤鹏论在复杂性科学中所说的,人类各学科都陷入了还原论,甚至被物理学统治。

物理学领域,随着理论的发展,其误差越来越小。

受其强烈的影响之下,其他学科只要牵扯讨论或争论,就会先摆出理念依据。

但是,如果理论是错误的?岂不是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

有人会驳斥,理论难道还会错!

一看就是受荼毒不浅。

正如波普尔的可证伪性理论——所有“科学理论”其实都是“迄今还没有被证伪的理论”。

如果深究起来,波普尔的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塔勒布说,理论是脆弱类,极其脆弱,兴起又消亡,循环往复。

而现象学则属于强韧类,是对实证规律性的观察,并没有明确的理论支持,但更经得起推敲,更可用。

理论往往言过其实,在物理学领域之外用它支持决策时并不可靠。

坤鹏论认为,但凡一个学科还能搞出至少两个鲜明派别的,都不是科学,是学科,甚至只是一家之言而已。

并且,它们超级脆弱,也不配用“理论”这个词。

塔勒布认为,应该称这些阐述为幻想。

想想看,政治、经济、城市规划、教育、金融等更多领域,其实都存在着医源性损伤。

而当你和这些领域的专家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会认为你是在反对科学的进步。

中国有句成语叫矫枉过正,其实算是对此的一个概括,国外还有句话也挺好——“自以为正确的人其实偏离了正轨。”

塔勒布由此告诉我们,在任何遭受了天真的干预,或者只是一般干预的地方,都会产生医源性损伤。

比如:2008年的经济危机主要来源是,超级脆弱推手艾伦·格林斯潘,旨在消除“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周期”的各项举措,导致所有风险藏于地下且不断积聚,最终摧毁了经济,引发了经济的医源性损伤,阻碍了经济体系的自我革新。

人啊,总是在无休止地愚弄自己。

英国的前首相戈登·布朗也是一位脆弱推手,他的宏大抱负是消除经济周期,工具就是通过信息技术实现集中政策。

塔勒布认为,这些消除经济周期的努力,是所有脆弱性的根源,经济中的小伤害会尽早淘汰弱势企业,让它们尽早失败,从头再来,并尽量减少对系统的长期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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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源性损伤的反面是什么?

医源性损伤可以描述为试图帮助别人却造成伤害的情况。

用咱们的话叫:帮倒忙,引足救经(救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抱薪救火(抱着柴草去救火)。

那么,和其相反的情况——试图伤害别人反倒帮助了别人,又该用什么词描述呢?

塔勒布没找到,不过,咱们的歇后语“偷鸡不成蚀把米”,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成语“赔了夫人又折兵”都不错。

曾经有个相声也非常形象,说是小偷跑到一家人偷东西,结果在脱了外衣准备兜米时,却被人家把外衣拿走了。

请记住,攻击反脆弱性系统就会导致和预期相反的结果。

比如:黑客的进攻会使系统更强大,持续的激烈批评反而会让一个人更出名,一本书更热销等。

再往大了说,资本主义系统之下,人们都追求个人私利,但最终却转化为对集体有利的结果。

四、不是不干预

说了那么多干预的坏处,塔勒布特意表示,他并不反对干预。

更不是人们所说的“完全有赖于随机性”或“完全有赖于该死的运气”的宿命论者。

他认为,干预要干预对地方。

要不要干预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增强系统的反脆弱性。

塔勒布的真正意思是,我们要避免对系统的自然反脆弱性干扰。

也就是对它们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视而不见,不给它们自然发展的机会,从而好心办坏事,让它们更脆弱。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追逐利益,但在利益和损失面前,更害怕损失、风险和犯错。

所以,我们倾向于在一些收益小而风险大的领域实施过度干预,而在有必要干预的领域(比如:紧急情况)却干预不足。

我们应该对于易出现黑天鹅、易造成人祸的领域坚定干预,就像我国一直对银行的强监管一样。

该如何干预呢?

要通过干预来限制规模、集中度和速度,这些都有利于减少黑天鹅的风险。

如果你读过坤鹏论之前银行股系列文章,就会发现银行的监管对三个方面都有所要求。

不过,对于交通安全的管理,似乎越是管理街道的交通标识,越容易让司机掉以轻心,反而增加了交通事故。

也就是当人们把控制权拱手让给系统时,警觉性就会减弱,这是缺乏过度补偿的又一个例证。

有人做了一个实验,在一个小镇,将所有道路标志都拆除,结果管制放松后却提高了交通安全状况。

这证实了人们注意力系统的反脆弱性的作用,展示了它是怎么被危险性和责任感的压力所激发的。

那么到底该如何干预呢?

塔勒布认为,应该形成一套系统性的准则,以决定何时可以干预,何时让系统自行运作。

不过,坤鹏论认为,这个属于学者的理想了。

俗话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管是谁,坐在什么位置,做什么样的决策,都会先想到的是对自己的影响。

如果一场火灾爆发,实际只是很小的火灾,对整个森林有益,本应只是监控而不是扑灭。

但是,如果被媒体和民众知道后,会怎么样?

不用细讲,用脚都能想到,不被口水淹没才怪。

而且,让我们回顾历史,有因为“无为”而成为英雄的吗?

如果一位医生克制了给病人开刀的冲动,给病人自行痊愈的机会。

而另一位医生故意让手术显得不可缺少,让病人面临手术风险,自己却赚取了经济回报。

两者相比,大部分病人会认为后者是负责任的医生,是名医,而前者是庸医。

显然,后者名利双收。

不管是企业,还是灾难,所有英难都是创造收入和在灾难中表现突出的人。

但是,事实上,在黑天鹅的世界中,真正的英难永远都应该是那些努力避免发生损失,防止灾难发生的人。

但是,由于没有发生损失,没有发生灾难,他们也不会被人承认,更不会得到任何好处了。

显然,我们的古人比我们更智慧,比如:老子的“无为而治”。

再比如:中医自诞生之日起,几千年来一直坚持“治未病”的思想,一贯认为“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

据《鹖冠子·世贤第十六》记载,魏文侯求教于扁鹊,询问他家兄弟三人中谁的医术最好。

扁鹊表示,大哥医术最好,二哥医术次之,他的医术最差。

魏文侯不解,为什么你医术最差,却名闻天下呢?

扁鹊回答道:“大哥治病,在病情尚未发作前就施法将病根予以了铲除,其医术高超外人不知道,只有家人知道,所以没有名气。二哥治病,是在疾病初起,症状表浅时施治,虽药到病除,但乡里人认为他只是会治小病的医生,故名声不大。而我治病,都是在病人病情危重、痛苦万分之时予以施治,分别应用针灸、药物内服外敷,甚至动用手术,均能够使病情转危为安,逐渐痊愈,大家都认为我的医术神奇,所以能名闻天下。”

中国有句成语叫欲速则不达。

不干预的一个表现就是拖延,或者叫拖而不决更准确些。

许多人不喜欢拖延,认为这是坏毛病,应该改正。

但是,拖延何尝不是我们的自然防御本能,是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发挥其反脆弱的本能。

坤鹏论认为,特别是在金融这种完全靠信息搅动的市场,更是要慢慢来——一慢,二看,三通过。

因为人类非常不擅长过滤信息,特别是短期信息,拖延则是帮助我们筛选信息的较好方式,避免我们由于冲动轻信某个信息。

很多时候,拖延确实可以避免犯错,因为它给予自然(市场)按自己的规律行事的机会,自然(市场)比科学家、专家更不容易出错。

可以说,人类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拖延是个本能。

塔勒布甚至认为,一个人做事拖拖拉拉不是因为他不理性,而是他身处的环境不合理,或者事情根本就没他合上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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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过度干预是什么造成的呢?

前面说过,人类社会这个复杂性系统的运转完全依仗信息,信息就是它的能量。

而过度干预往往也是信息造成的。

越现代化越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是,它们并没有让我们变得更智慧,反而将我们从从容镇静变成了神经兮兮。

这其中最主要的功劳要归于噪音。

塔勒布曾多次提到过噪音的问题,科学对噪音的解释是,噪音超出了实际声音的范畴,常常不仅无用,听得太多,还会对人造成伤害。

塔勒布所说的噪音,则指没有任何目的、不起任何作用的随机信息。

所以,我们需要清除噪音,以正视听。

但是,因为个人认知或智力欠缺,大部分人无法区别噪音和有用信息,这就是过度干预背后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到这里,大家就该明白,为什么很多大师,很多智者一直告诫人们,远离信息,即使不看任何新闻也没有关系。

比如:《每周工作4小时》作者蒂莫西就建议,根本没有必看新闻,如果真有大事发生,总会有人告诉你。

他认为,大多数信息耗时、消极,与目标无关,也在你的能力之外,知道了也无能为力,反而平添烦恼,何苦来哉!

为自己控制不了事担忧,那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为你不认识或他不认识你的人或事,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注意力,还大多是负面作用,这不是有病,是啥?!

所以,对于信息,正确的选择是大量输出,减少输入。

基本上和塔勒布的观点一样。

就像一位美国财经编辑所说,每天媒体创造的信息90%以上都是垃圾或是假新闻。

我们以为每天获取大量信息会让我们更加耳聪目明。

其结果却是,我们往往反应过度,将噪音当成了真实信息。

当年,格林斯潘甚至会关注克利夫兰真空吸尘器的销售状况的波动,为了“以便掌握经济的确切走向”。

但也就是这样的微观管理将美国经济拖入混乱的泥沼。

如今,在商业和经济决策中,人们对数据的严重依赖也导致了严重的副作用。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数据空前丰富,你很容易在数据中越陷越深,结果,错误数据的比例就越高。

以前,坤鹏论讲过统计堪称比谎言还严重的谎言,就是因为它披着高大上的外衣。

同样,数据就存在这样一个属性——就是大量数据实际是有害的,即使中等量的数据也有害。

你越是频繁地寻找数据,你找到噪音的比例就越高,噪音-真实信息比率更高。

假设,你一年看一次数据,噪音-真实信息比率是1:1,也就是一半噪音,一半真实信息。

但是,如果你每天查看一次同样的数据,就会变成95%的噪音,和5%的真实信息。

如果你将观察频繁缩小到每小时,就像我们现在几乎不间断地刷新闻、看股价一样,噪音就变成了99.5%,真实信息则只有0.5%。

也就是说,噪音的比例是真实信息的200倍以上。

这就是为什么爱听新闻(除了有非常重要的事件发生)的人离愚蠢的人只有一步之遥。

我们要明白,报纸、网站,它们都是要赚钱的,如果它们没有满满的信息,也就不会有人买和有人来,自然也就不会有广告商掏钱。

于是,它们只能销售垃圾信息,甚至是假信息,这无疑就制造了不少医源性损伤。

而且,媒体还会添油加醋地报道一些趣事逸闻,其中传递着数不胜数的噪音,这使得我们越来越生活在虚拟的现实中,和真实世界隔离。

就像每天会有大量人死于可预防的疾病,但是,媒体却只报道最耸人听闻的事件(飓风、离奇的意外、飞机坠毁等),这使得人们的风险观越来越扭曲。

欧洲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感染,就是因为他们的逻辑极为可笑。

他们顽固地认为戴口罩没意义,但是戴口罩会有生命危险吗?既然没有,为什么不戴,显然这样是可以极大减少被传染的可能呀!

这就是对风险完全错误的认知,真正懂得风险的人就会明白,能控制的风险要100%控制。

所以,媒体制造了一种认识世界的错觉。

再加上越来越严重的领域独立、领域依赖,使得片面、错误的知识横行,而我们还觉得自己越来越智慧。

可笑!

从生物学的角度也一样,在一个自然环境中,压力源就是信息,那么,信息过多意味着压力过大,超过了反脆弱性的临界点。

从医学上讲,绝食有帮助身体自我康复的功效,因为这避免了因摄入食物而分泌过多的荷尔蒙。

荷尔蒙会将信息传递给我们身体系统的不同部分,它过高就会导致生物机能紊乱。

同样,每天接受新闻的频率过高过多就像摄入过多糖一样,也会产生类似问题,让我们的脆弱性系统紊乱。

所以,减轻干预的最好方法就是限量供应信息,并以尽可能用自然的方式来获取信息。

最好的办法是只看重大的数据或条件的变化,直接忽略小的变化。

请放心,重要的真实信息总有办法触动你!

永远牢记,你获得的信息和数据越多,就越不了解情况,引来的医源性损伤也会越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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